燕舞

　　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楊祥銀博士剛過而立之年，但早在1995年即與“口述歷史（Oral　History）”研究結緣——“口述歷史”是指通過傳統的筆錄、錄音或錄像等現代技術手段的使用，記錄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目擊者的回憶而保存的口述憑證。

　　2004年8月赴香港中文大學攻讀中國近代史博士學位的半年之前，楊祥銀即已在北京和臺北分別出版兩部專著：《與歷史對話：口述史學的理論與實踐》和《口述史學》。2009年，楊祥銀申報的《美國現代口述史學研究》成功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其主持的《溫州人口述歷史數據庫建設》、《溫州歸僑口述歷史》等項目隨后也獲得各種資助。

　　今年10月，由楊祥銀博士主編的集刊《口述史研究》（The　Oral　History　Studies），在社科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保羅·湯普遜（Paul　Thompson）和定宜莊等海內外口述史學大家紛紛受邀出任該刊學術委員。

　　《口述史研究》的創刊堪稱國內口述史學界的標志性事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9月曾創立《口述歷史》，可惜出版四輯后于2006年因故陷入停頓，與之配套的“口述自傳叢書”也只出版過舒蕪、文強、黃藥眠等幾位的口述自傳。

　　10月上旬，《口述史研究》在京首發，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于沛、中華口述歷史研究會秘書長左玉河以及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雷頤等出席，于沛寄望該刊“成為推動中國口述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學術交流平臺”；雷頤、楊祥銀與一些口述歷史實踐者則研討了“口述歷史與民間歷史寫作”。首發式后，筆者專訪了楊祥銀。

受訪人：楊祥銀　采訪人：燕舞

現代口述史學在當代的發展軌跡

　　燕舞：現代口述史學在中國大陸被廣為接受，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他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整理的《顧維鈞回憶錄》、《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甚至不完整的《張學良口述歷史》，1980年代以來被陸續引進大陸。但是，正如您在發刊詞中所考察的——國際口述史學界一般將美國歷史學家阿蘭·內文斯（Alan　Nevins）于1948年創建的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Columbia　University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fice）視為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志，“口述史學的現代應用也不過是新近的事”——“現代口述史學”的“現代性”，究竟是指口述資料作為史料乃至歷史學分支的合法性的上升，還是也包括它的“現代應用”？

　　楊祥銀：的確，中文學界和讀者對于口述歷史（史學）的了解和認識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唐德剛先生，他當年參與的與胡適、顧維鈞、李宗仁和沈亦云四人的訪談工作正好是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于1958—1980年間開展的“中國口述歷史計劃（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一部分，該計劃由哥大歷史學教授韋慕廷（C.　Martin　Wilbur）和經濟學教授何廉（Franklin　Lien　Ho）共同發起。該計劃在哥大、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和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等機構的資助下，根據當時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的規范程序，共采訪了16位中國名人政要，經過轉錄、整理和編輯之后，最終形成了16部口述自傳。

　　哥大所做的另外一項有關中國主題的影響深遠的口述歷史計劃，則是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在1991年至1993年間，由張之丙和張之宇兩位學者對張學良進行了60次訪談，共獲得錄音資料約7000多分鐘。這些資料經過整理之后一直保存在哥大圖書館專門設立的“毅荻書齋”（Pe-ter　H.　L.　and　Edith　C.　Chang　Read-ing　Room），可喜的是，這批資料經過國內一些學者的重新整理和修訂之后，已于今年9月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7卷本，含1卷注釋/索引）。

　　需要補充的是，唐德剛先生早在1991年就在紐約倡議成立了“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Society　of　Oral　Histo-ry　on　Modern　China）”，該會以提倡、鼓勵、推動和從事中國近代口述史研究、資料保存、編輯及出版為宗旨。

　　當然，之所以將1948年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的創建視為現代口述史學誕生的標志，在某種程度上，其實也是國際口述歷史學界的一種習慣性共識。不過，這也反映了哥大口述歷史研究室的開創性意義，尤其是在它的影響與推動下，其他口述歷史計劃和機構也相繼應運而生。1952年，德克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和森林歷史學會（Forest　History　Society）分別開展了有關美國石油工業和森林木材行業先驅的口述歷史計劃。兩年之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創建了美國歷史上第二個口述歷史專業機構——地區口述歷史辦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1959年，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也創建了口述歷史項目（Oral　History　Program）。至此，到1960年之前，美國第一批以大學為基礎的口述歷史的發展格局已基本形成。

　　基于哥大開創的口述歷史模式，從1948年到19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學在美國的發展呈快速增長趨勢。到1965年，全美共有89個口述歷史計劃。與此同時，美國口述史學發展開始走向正規化和專業化。

　　綜觀現代口述史學在當代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輻射走向，它發端于20世紀中葉的美國，1960—1970年代開始興起于加拿大和英國，1980—1990年代以來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經過60多年的發展，口述史學不僅有力地促進了歷史學研究的深化與革新，也被廣泛地應用于圖書館學、檔案學、社會學（社區研究）、人類學、婦女（性別）研究、賦權研究（政治和解、社會正義、法律訴訟、殘障研究）、傳記研究、移民研究、災難研究、文化研究等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在推動跨學科研究中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目前，世界多國都擁有全國性的口述歷史組織，它們不僅頻繁地召開各種學術會議和出版學術刊物，近年來也不斷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國際口述歷史協會（International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的活動重心從北美洲和歐洲向亞洲、非洲、澳洲和南美洲延伸。作為戰后興起的為數不多的兼具學術研究意義、社會激進議程與公共歷史價值的歷史學分支學科，在過去的60多年間，盡管遭遇來自各方的挑戰與質疑，但在幾代口述歷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口述史學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一支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口述史在女性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燕舞：《口述史研究》創刊號“口述歷史與女性研究”單元，約請了《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作者李丹柯博士撰寫《口述史與重慶婦女抗戰》；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副教授黃慧貞博士則撰文探討了《口述歷史作為香港婦女史研究的進路》。口述史在海內外女性研究或婦女史研究中如此受到重視，主要是因為它可以顛覆和補充既往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嗎？

　　楊祥銀：女性口述歷史不僅有助于挖掘被忽略被遮蔽的歷史聲音，更有助于補充乃至顛覆傳統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作為社會的相對弱勢群體，婦女一直以來都是以男性精英為主體的傳統歷史敘述的“缺席者”與“失語者”，而口述歷史正是我們試圖將那些被忽視的婦女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融入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理解與反思的基本手段。

　　正如美國女性口述歷史先驅肖娜·格拉克（Sherna　Gluck）在她的經典論文——《女人是如此的特殊嗎？——女性口述歷史》（What's　So　Special　about　Women?　Women's　O-ral　History）中所宣稱的：“不再保持沉默，婦女們正在創造一種新的歷史——運用她們自己的聲音和經歷。我們正在挑戰‘那些所謂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的傳統觀念，進而肯定我們的日常生活就是歷史。運用與人類記憶同樣古老的口頭傳統，我們正在重建我們自己的歷史。”

　　西方女性口述歷史最先興起于1970年代，除了廣泛開展各種類型的女性口述歷史計劃之外，研究者們還利用相關雜志就女性（主義）口述歷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該領域也為口述史學自身的理論發展提供了很多借鑒意義。

　　在中國大陸，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女性口述歷史計劃是李小江教授主持的“二十世紀婦女口述史計劃”，它從1992年正式啟動，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次將婦女這一主題與口述歷史方法相結合的嘗試，參與者逾千人次，遍及全國20多個省市和少數民族地區，該計劃于2003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四卷本“20世紀中國婦女口述史叢書”。近十年來，國內還有一些女性口述歷史作品相繼問世；不過，有關該領域的理論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提高。至于港臺兩地女性口述歷史的發展情況，可以參閱《口述史研究》創刊號中的相關文章。

恢復與記錄歷史真相的一種重要手段

　　燕舞：在需要實現社會和解與轉型正義的地區，口述訪談有什么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些療救集體性社會創傷的功效嗎？

　　楊祥銀：口述歷史是否真的能起到促進社會和解與療救集體性社會創傷的功效，口述史學界現在對此并沒有非常明確的結論。不過，在世界各地，這種嘗試被不斷地運用，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口述歷史逐漸成為恢復與記錄沖突、戰爭、種族統治與大屠殺等歷史真相的一種重要手段，由此搜集的大量資料涉及綁架、殺戮與強奸等令人發指的戰爭與反人類罪行。

　　如果這些口述歷史資料成為未來法庭審判的合法證據，那么是否還有人愿意說出這些歷史真相？1995年南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旨在在弄清過去事實真相的基礎上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其中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考慮對那些因服從政治命令而嚴重侵犯人權但已向“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講出所有事實真相的犯罪者實施大赦。可是，這種做法也引發各種爭議，尤其是如何平衡司法正義與歷史真相之間的關系——對于那些失去親人者來說，歷史的真相會比對于犯罪者的司法審判更加重要嗎？不管如何有爭議，目前普遍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改變了南非歷史，讓南非人看清了自己和自己的國家，撫平了南非人心中的怨恨，為南非今天的穩定與和解奠定了基礎。近年來，類似于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組織也在世界各地紛紛成立。

　　有關這個主題的研究，可以參閱2014年最新出版的斯蒂文·海伊（Steven　High）教授的《十字路口的口述歷史：共享幸存與驅逐的生活故事》（Oral　History　at　the　Crossroads:　Sharing　Life　Stories　of　Survival　and　Displacement）。

口述史學的法律與倫理問題

　　燕舞：這次提供“特稿”的還有美國參議院歷史辦公室歷史學家唐納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博士，據悉其最近十年來的一大工作就是積極推動口述歷史能夠豁免“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ReviewBoards）的審查與監管，何謂“倫理審查”？

　　中國大陸對口述史實踐產生的法律與倫理糾紛的研究，進展到了一個什么樣的程度？我們該如何規避這方面的消極影響？

　　楊祥銀：口述史學的法律與倫理問題是相輔相成和緊密聯系的，對于口述歷史實踐中潛在的法律問題的預先考慮與規避，本身就反映了良好的專業倫理規范。口述史學的法律問題主要包括著作權、誹謗、隱私權侵犯、法律授權協議書（Legal　Release　Agreements）、對于口述歷史資料設限的法律挑戰、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審查機制、口述歷史資料網絡傳播與使用的法律風險與口述歷史資料能否作為法院審理相關案件的合法證據等。而口述史學的倫理問題主要指口述歷史訪談與記錄、整理與編輯、保存與傳播以及解釋與應用等過程中不同關系體之間的一系列權利與責任。

　　在“以人為對象的研究”（human　subjects　research）中，為確保人類受試者（human　subjects）的權利與福祉不受侵害和影響，195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就開始制定并頒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規來規范研究過程中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形成了一套集監管法規、監管機構、監管程序和監管內容于一體的較為完善的倫理審查與監管體制。根據《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45章第46部分的規定，所有由聯邦政府部門或機構執行或受其經費資助的“以人為對象”的研究計劃在正式開始之前，都要求研究計劃所在機構的倫理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由其決定是否批準研究或要求修改研究方案或拒絕批準研究。

　　這項主要適用于生物醫學和行為研究倫理規范的聯邦法規也不斷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擴張，同其他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樣，口述歷史作為一種主要基于活生生的事件當事人與目擊者口述回憶的互動性訪談方法，也受到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審查與監管。

　　可是，該制度的弊端給口述歷史工作者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與困難。比如，在正式進行任何口述歷史計劃之前，研究者被要求向其所在機構的倫理審查委員會提交該計劃的研究方案，其中包括詳細的訪談提綱，還要求研究者參加有關倫理規范的繁瑣培訓和填寫大量無關表格。同時，倫理審查委員會還提出一系列限制條件，比如要求受訪者保持匿名（哪怕受訪者同意公開身份）、在訪談過程中不能提問那些在預先提交的訪談提綱中沒有列出的問題、在研究計劃結束之后要求銷毀錄音（錄影）資料和抄本等。這些要求與限制條件顯然與口述歷史實踐的基本原則與研究方法背道而馳，口述歷史學家也日益關注和擔心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過度審查與監管會對口述歷史產生“寒蟬效應”，甚至侵犯他們的學術自由。

　　正是如此，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口述歷史協會和美國歷史協會等歷史學組織與以唐納德·里奇和琳達·肖普斯（Linda　Shopes）為代表的口述歷史學家，就積極與聯邦政府主管“人類受試者保護”的機構進行磋商和斡旋，希望推動口述歷史倫理審查制度的改革。他們主張應該將口述歷史列為豁免審查（exempted　from　IRB　review）的研究類型或直接將口述歷史排除在審查范圍之外（excluded　from　IRB　review）。目前，要求口述歷史豁免倫理審查的努力仍在進行當中，而且在美國口述歷史學界內部也開始產生更多分歧，尤其是近年來美國涉及口述歷史法律與倫理問題的糾紛越來越多。

　　目前而言，在中國大陸并沒有發生涉及口述歷史法律與倫理糾紛的公開案例（如果有的話，也主要是涉及口述歷史著作權問題），不過，世界各地的實踐足以讓我們警惕其中存在的潛在風險，并制定能夠有效規避這些風險的口述歷史工作原則與規范指南。

對于歷史解釋和重建來說，“記憶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種財富

　　燕舞：您曾兩度專題談及“口述史學研究的記憶轉向”，這次創刊號也專辟了“口述歷史、記憶與認同”單元，“記憶轉向”會淡化口述史學的實踐性，抑或會提升其思辨性和學理性嗎？

楊祥銀：記憶（回憶）是口述歷史實踐與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對于它的研究（尤其是隨著神經科學對于記憶問題研究的深入）會同時提升口述歷史實踐的有效性和口述史學研究的學理性。

　　當然，由于口述歷史建立在回憶的基礎之上，而回憶難以確保準確，既包含著事實，也可能包含著想象。從1970年代初開始，部分歷史學家就將矛頭指向記憶的“不可靠性”，認為提供口述證詞的受訪者在回顧過去時，無論他們的記憶如何鮮明和生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訪談者與受訪者的個人偏見、懷舊情緒、童年的不幸遭遇、對親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礙等都會導致記憶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不過，從1970年代末開始，口述史學界開始逐步形成共識，即對于歷史解釋和重建來說，“記憶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種財富，而不是一個問題。

　　以邁克爾·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 阿 利 桑 喬·波 特 利（Alessandro　Portelli）、路易莎·帕薩里尼（Luisa　Passerini）和約翰·博德納（John　Bodnar）為代表的口述歷史學家，在他們的具體個案研究中都強調口述歷史對于理解具體環境中的社會記憶的觀點具有巨大的貢獻。他們認為記憶有助于我們理解過去的經歷與現實的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它遠不是一種消極的容器或儲藏系統，而是一種積極的塑造力量——它是動態的，它試圖象征性地遺忘的東西同它所回憶的東西是同樣重要的。

　　正因為如此，當代口述歷史學家都認為口述歷史不僅要盡量客觀地描述歷史，更要發揮記憶的主觀性特質，即從歷史當事人或者目擊者的口中得出對過去更深層次的認識，即在歷史的背后：人們是怎么想的？人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過去的？人們想從他們的過去經歷中得到些什么？人們又怎樣用過去解釋他們現在的生活和周圍世界。

　　進入21世紀后，口述歷史學界對于記憶研究的興趣與日俱增，在多本有關口述史學理論與方法的讀本和指南的權威著作中，都將口述歷史中的記憶問題作為專題來探討，甚至出現了直接以《口述歷史與公共記憶》為題的專著。顯然，在整個史學界“記憶轉向”的大背景下，記憶問題在口述史學研究中的復興與變革顯得更具意義。正如北京大學長江講座教授王晴佳先生所言，“口述史研究為史家從事記憶研究提供了前提。如果史家仍然像19世紀的蘭克那樣，堅持認為史學研究必須基于‘硬邦邦’的一手史料（最好是政府檔案），那么口述史就無從興起，當今的記憶研究也無法進入史學的殿堂。”

口述史學是公共史學的一個重要手段

　　燕舞：最近幾年，“公共史學（歷史）”或“公眾史學（歷史）”這個概念在中國大陸受到越來越多重視，該如何厘清它與“口述史學（歷史）”之間的關系？

　　楊祥銀：國內學者對于“Public　History”的翻譯存在一些爭論，不過主流的譯法是“公共史學（歷史）”或“公眾史學（歷史）”。美國公眾史學創始人之一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ey）教授給公共史學下過一個定義：“是指歷史學家的就業和將歷史方法應用于學院之外的諸多領域的學問，包括政府、新聞媒體、歷史遺址和博物館。”通常而言，對于公共史學家來說，他們是以客戶的需求為目的，其客戶包括聯邦和地方政府、公司、博物館、檔案館、地方歷史學會、歷史遺址或個人。就我自己而言，我更傾向于將公共史學家定位為“契約歷史學家”（contract　historians）。

　　至于口述史學與公共史學的關系，美國大部分口述史學家和公共史學家認為，從方法論上而言，口述史學是公共史學的一個重要手段。正如唐納德·里奇所說：“公共史學是有組織性的工作，它為公眾提供既準確又富有意義的歷史，而口述史學是實現這個目標的最當然的工具。”而從學科分類或學位課程設置而言，口述史學通常是公共史學學位課程的一部分。在美國一些大學中，一般都頒發公共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相對來說則較少設置口述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當然，口述史學并不是公共史學家的專利，很多學院史學家同樣把口述史學作為促進學術研究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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